在杨家坪学校，他是骨干教师，担任初三毕业班的数学课教学，还兼任两个年级的体育课，学生们都喜欢他，崇拜他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周围总是簇拥着一群男学生。他是公派的教师，家离学校有好几十里地，所以平时住在学校。那时候的陕北农村既没有电灯，更没有电视，每到晚上他常常拉二胡消磨时光。
看得出来，在这个寂寞的山村学校，对于我的到来，他十分欣喜，文化大革命大串连时，他曾步行到过北京，还在天安门前留过影。他惊讶北京与陕北的天壤之别，他羡慕，向往，念念不忘那个遥远的群山外面的精彩世界。所以，我和我曾生活过的那个城市的一切都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
我们坐在小窑里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论古今，谈天地，我本生性腼腆，不善言辞，但此时在他面前却滔滔不绝，我高兴有人与我一起排遣这些个孤寂、难捱的黄昏，我还有一种讲给对方听他所没有的经历时的小小的优越感。但回想那时的我绝对纯真，善良。当时我第一次接触陕北青年时，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为他们叫屈，他们天性优秀，不乏智慧，只因出生在贫瘠的黄土高原，使他们只能祖祖辈辈黄土里扒食，缺吃少穿，穷困不堪。为什么同是一个时代，一片国土，一个社会，命运会如此不公平地亏待他们？我在他们面前感到理亏，我不应该拥有的比他们多那么多，我愿尽我的所有给予他们，将我的与他们分享。我能做些什么呢，我借给他我的书，我们一起议论“牛虻”的命运，感叹“青年近卫军”的英勇，我给他看我的读书笔记，送给他一腔的热忱和友谊。不是有意的选择，我们就这样相遇了，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，那段感情经历确实影响甚至改变了我们各自以后的人生道路。
他变得愈发青春和生气勃勃，篮球场上更多地活跃着他矫健的身影，校园里学生们中更多地听到他的高声笑语，他欢快又悠扬的二胡声，驱散了我黄昏时分的愁思。逢到我不用回村取粮食的星期天，他也留下来，我们和其他青年教师相约着去水库游泳。等到下一个星期天，我背着口粮回到学校时，他也正从窑里回来了，并且随着季节和时令，他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山里的特产：桃、杏、小瓜、大枣和红薯。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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